前言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开拓者，程开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国外你再大也是外国人
说起程开甲，或许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但我国的每一次核试验，几乎都能够在试验场看到他的身影，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为中国的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当中，程开甲和他的工作一起，成为了中国的最高机密……
按照今天的说法，在程开甲的那个年代里，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十足的“学霸”。程开甲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徽商家庭，祖父希望他以后登科及第，便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而程开甲也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在1931年考入秀州中学。在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里，程开甲接受了六年中西合璧的教育，并默默许下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心愿。
1937年，程开甲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彼时正值中国遭受着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时候，程开甲默默在本子上写下：
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的方法：科学救国。
值得一提的是，程开甲在大学期间撰写的论文，还得到苏联斯米尔诺夫《高等数学教程》的全文引用。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来到浙江大学访问，就在他访问浙江大学这段期间，对程开甲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王淦昌的推荐下，程开甲的一篇论文得到了李约瑟的指导修改，并通过与他的交往，逐渐开启了与更多国际物理学权威的接触。
1946年，程开甲在李约瑟的推荐下，怀揣着科学救国的心愿来到爱丁堡大学，并幸运地成为素有“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称的玻恩的学生。
玻恩为人谦逊随和，有教无类，鼓励程开甲去认识更多学术界的朋友，让他参加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在玻恩的指导下，程开甲将超导理论研究确定为自己主攻的方向。
一次谈话中，玻恩同程开甲讲述了爱因斯坦的故事，他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蔑视权威的人，他不仅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也反对别人把自己当成权威。
在导师玻恩的指导下，程开甲受益良多，不仅学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敢于创新的勇气。
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四年时间中，程开甲没有一刻荒废学业，除去吃饭、睡觉之外，他几乎都一头扎在了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里。
1948年，程开甲在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在导师玻恩的推荐下成功入职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并担任研究员，年薪高达750英镑。
拿到薪水后，程开甲首先想到的便是给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妻子买件礼物。他在商店选好了一件皮大衣，要结账的时候却受到了商店老板的质疑，甚至专门打电话给银行查账，而这件事也深深刺痛了程开甲的爱国心。
后来回忆起当年那段往事时，程开甲十分感慨地说：
“中国人在国外没有地位，人家根本瞧不起你。我再努力，最多也只能是一个二等公民的科学家。国外你再大也是外国人。”
一直到1949年，就是在这一年，祖国发生的一件事让程开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那是4月一天的晚上，我正在苏格兰出差，看电影新闻片的时候，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看到中国人毅然向入侵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我第一次有了出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到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
1950年，程开甲谢绝了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了英国皇家化工研究院的待遇，毅然决然回到了尚且是一穷二白的中国，从此开始了自己报效祖国的人生之旅。
就在程开甲回国的前一个晚上，玻恩跟他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知道自己的学生去意已决之后，便嘱咐说：
“中国现在还很苦，你回去要吃许多苦头，多买些吃的吧。”
程开甲感谢了导师的关心，可在准备的行李当中，除了之前给夫人买的那件皮大衣之外，其余的全部都是专业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而这些东西对于刚刚建立的中国均十分宝贵。
回国后，程开甲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工作，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南京大学也是如此，教授本来就少，便把程开甲视为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职知识分子，并决定给他定为二级教授。
程开甲知道后，在填表的时候却只肯拿三级的薪金，并说：
“国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这份薪金够用了。”
研制两弹一星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时期，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威胁，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党中央做出十分艰巨而伟大的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1958年，为响应祖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需要，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程开甲又一次接到新的任务，并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开始探索一个新的的领域。
1960年的一天，校长把程开甲请到校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
“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借调你，明天就得报到。”
就这样，程开甲在钱三强的引荐下，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中的一员，而他的名字也自此被封存在国家绝密档案当中，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
然而，中国原子弹研究初始阶段中所遇到的困难却是超乎想象的，当时我们既得不到资料，也买不来需要的仪器设备，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自力更生，全凭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出现曙光。而我国的国民经济也在同时出现了困难，关键时刻，毛主席一锤定音：
原子弹研制不是上马下马的问题，而是要加紧进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加快进程，程开甲被任命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他再一次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1963年，程开甲第一次踏入罗布泊，并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
在新疆罗布泊马兰红山核试验基地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程开甲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召开的会议便有将近两百次，并在这里制定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总体方案。
程开甲曾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在罗布泊的时光：
“提起在罗布泊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
程开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对程开甲而言，作为科技人员，不仅要坚持艰苦奋斗、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也需要提出新观点、新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不顾个人安全，亲自到最为艰苦的一线去，并在现场检查、指导技术工作，无一例外。
一次，在地下核试验爆炸结束后程开甲来到现场，并提出进洞的要求。技术人员考虑到洞内环境的恶劣程度难以估计，除了高温、高放射性等危险，还存在随时可能坍塌的隐患，便纷纷劝阻。
对此，程开甲却说：
“你们听说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只有到实地看了我心里才踏实。”
说完，程开甲便径直进入了坑道。
为了查看爆心地表现象，有一次零时刚过，程开甲便直接进到洞里。进到洞里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放射性剂量探测笔一直响个不停，而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暗示。
程开甲当然知道这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可只要想到他会因此得到第一手资料，便觉得十分值得，也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对于自己做的这些风险很大的事情，程开甲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这跟听汇报的感受有直观上的不同，每次进洞他都会得到新的收获，而每发现一个现象，都会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增加对下一次实验方案的考虑和设计。
一次核试验前，为了工作方便，程开甲就住在核试验场的一个帐篷里面，对他来说晚上工作到很晚是家常便饭。
任万德是当时基地后勤部部长，负责程开甲的衣食住行，有天晚上他前后把饭热了几遍，可程开甲正忙着和别人讨论一个重要参数的探测技术问题，根本没空吃饭。
一天凌晨，程开甲正摊开被子准备睡觉的时候，被子里竟然滚出了两个苹果，这把他吓了一跳。那么，苹果又是哪里来的呢？
说起来，程开甲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的夫人高耀珊无微不至的照顾有很大关系。为了让程开甲的营养跟得上，高耀珊自己养鸡，每天煮鸡蛋给老伴吃，除此以外不管多么困难都要保证有一个苹果。
程开甲突然想到，自己好像还没有吃饭，于是抓起一个苹果就往嘴里送。结果，苹果还没有吃完，程开甲就睡着了。可就在他睡着的时候，嘴里还剩着没有咽下去的苹果。
等程开甲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因为前天夜里外面刮起的小风，他的被子上已经蒙上了一层细沙，嘴里含着没吃完的苹果，也积上了沙尘。
程开甲对待工作极其认真，有一次为了完成实验任务，还和基地司令发生了争执。
其实早在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程开甲就发现，有几个该测的数据因为受电磁波的干扰，都没能拿到手。
于是在后来的一次地面测试时，程开甲把电缆和测试设备埋在地下两米半深的地方，结果测到两个波峰。从那之后，程开甲便开始钻研电磁波理论，并在研究所讲课近半年的时间里写下三本讲义，使许多技术人员都对该理论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下一次试验任务开始的时候，程开甲用自己设计的方法，拿到了以前没拿到的数据，但却在改革测试手段的时候，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这时有很多人都跑来劝程开甲，劝他不要和司令员争，出了问题有司令员负责。
程开甲却说：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你讲不讲科学，这些数据都是我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进行回填不可。”
而这件事后来也确实是按照程开甲的意见办的，他设计的这种新方法也确实使后来的核试验取得了快讯号测试干净数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仅如此，在我国的首次核试验中，我们的1700多台仪器无一例外拿到了测试数据，而且其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都是准确的。
要知道，当年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是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的，而美、英、苏当时也只是拿到了很少一部分的数据。
核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毛泽东冷静地说道：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对此，程开甲上报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为2万吨。”
消息确定后，毛主席、周总理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很快便宣布了这一喜讯，消息传开后，整个国家沉浸在喜悦的海洋当中。
核爆炸成功的第二天，周总理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时，再一次提及了这一喜讯：
“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
1966年12月，我国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
荣誉不属于我个人
程开甲对自己的事业和他工作了许久的戈壁滩有很深的情感。
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议将程开甲的儿子从戈壁滩调回北京工作，程开甲却说不同意，直说：“到北京干什么，咱那个研究所就很好嘛，别调了。”
对于核武器研制，程开甲有自己的认识，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靠科学家的良心制止不了核武器竞赛，除非经济力量与政治、军事、科技及其他力量结合起来，制止超级大国发动战争，否则无法消灭核战争的威胁。”
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开甲先后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八一勋章”等诸多荣誉。
而对于这些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
“我认为，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我一直对大家说，我只是研究所和基地的全体指战员和曾为核武器事业做出贡献的全体同志的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虽然写在立功授奖光荣榜上的只有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万人共同创造，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这也包括大漠深处的阳平里气象站，包括在核试验场徒步巡逻八千里的警卫战士，包括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护兵、通信兵……如果没有他们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协同和支援，不可能有我们的成功和辉煌。”
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在解放军301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1岁。而他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价值和精神却功在千秋，永不过时。
几十年后，曾有人问过程开甲这样一个问题：“假使你当初采纳了玻恩的建议，没有回来，你现在会怎样？”
程开甲回答说：
“对于这个问题，在离开玻恩的时候，我想得并不多。但回国后，尤其是到了晚年，在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却大有感慨。如果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
纵观程开甲的一生，是伟大的，是全身心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而中国能有今天的国泰民安，也离不开像程开甲这样的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他们值得人民永远铭记在心里。
发布于：天津市